《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和《十六国春秋》都记载“鲜卑”族名是“依鲜卑山，以山为号”，《魏书》记载为“大鲜卑山”。

据考证，鲜卑山即为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中旗的蒙格罕山；而大鲜卑山则位于发现有嘎仙洞的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内的大兴安岭北段。

“鲜卑”一词，王国维、白鸟库吉均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史记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祥瑞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东胡人以鹿等瑞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

另外，有的学者认为“鲜卑”是祥瑞之意，以鲜卑作为族名，符合古代游牧民族命名的习惯方式；还有的学者认为“鲜卑”包含有动物含义，是作为部落图腾的动物或是神兽。

鲜卑人中某些部具有典型的东北亚白种人特征。

《世说新语.假谲》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其相貌特征是“黄须”。《永嘉行》载：“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注引《异苑》所载王敦语作：“黄头鲜卑奴”，并加以解释：“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指的是黄胡子，可见晋明帝的相貌特征就是金发黄胡子，具有白种人的相貌特征。《晋书.明帝纪》亦载王敦称晋明帝为“黄须鲜卑奴”，并称“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明确指出晋明帝的相貌与其母族相近，说明其母族的相貌具有白种人的特征。既然晋明帝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其生母荀氏应为鲜卑人。

晋明帝生母荀氏的身份是宫人，《晋书.后妃传》未载其出身，《晋书.明帝纪》称其为“燕代人”，据《晋书.地理志上》：“起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晋书.刘聪载记》称“鲜卑之众星布燕代”，足见燕代地区是鲜卑人的主要分布区，暗示荀氏是鲜卑人。

东晋人认为，晋明帝因母亲是鲜卑人而相貌类似于鲜卑人，所以才被称为“黄头鲜卑奴”或“黄须鲜卑奴”，证明“黄头”或“黄须”正是鲜卑人的相貌特征。金发是白种人的显著特征之一，可见鲜卑人具有白种人的特征。

一种是按照其部落起源的地区和同其他部落融合的情况，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

另一种是按照分布地域不同，分为西部鲜卑、中部鲜卑和东部鲜卑。
其中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包括吐谷浑部、乞伏部和秃发部等；
中部鲜卑包括拓跋部和柔然等；
东部鲜卑包括宇文部、段部和慕容部等。

鲜卑语在中国史书中称为夷言、国语、北语、胡语或者胡言，为中国与蒙古历史上鲜卑族使用的一种语言，其使用时期为2、3世纪交替至7世纪中叶，在东晋十六国至北朝时期被广泛地入主中原的鲜卑族作为本民族语言使用。作为当时统治者所使用的语言，鲜卑语一度在中国北方成为仅次于汉语的声望语言。至到北魏时期，孝文帝和冯太后下令进行汉化改革，迁都洛阳，改用汉语代替鲜卑语，更改鲜卑语姓名为汉字姓名。禁止入住中原的鲜卑人使用鲜卑语，无疑使到鲜卑语的生存空间大幅度地缩小。六镇之乱后，胡化比较深的六镇部将再度推广鲜卑语的使用，中国北部掀起了鲜卑化热潮。直至隋朝末期，鲜卑语失传。

但是，在北魏的改革过程中，为现代语言学家留下了解读鲜卑语的线索。北魏更改胡名为汉名，基本采用了语音相近而转写和语义相近而直译的两种方法。前者提供了一些鲜卑语的语音信息，后者相当于一套鲜卑语--汉语对义词汇表。例如更改拓跋为元、独孤为刘、贺赖为贺、步六孤为陆、吐奚为古，更改可汗为皇帝、可孙为皇后、莫贺为父、么敦为母及阿干为兄等等。

白鸟库吉与方壮猷等现代学者首先正确地认识到这些词语原名与汉名为鲜卑语语音语义对应汉语语音语义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对比研究。

关于鲜卑文，《隋书.经籍志》中有关于使用鲜卑语翻译中国传统汉文书籍的记载，共记有《集解论语》、《集注论语》等108部图书，447卷，此外在唐朝初期编纂《隋书》时还统计另有亡佚图书135部，569卷。

但是以上这些鲜卑语图书无一本传世至今，故其文字无法考证。

贝加尔湖地区、东北地区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于家屯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中 ,占较大比例的是不同质料的镞 、锥 、网坠 。 同时 ,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鹿 、狗 、牛 、熊 、野猪 、狍子 、兔 、鼠 、鱼 、河狸 、蚌 、鸟等动物遗骸 ,房址中出土有山核桃 、山杏 、橡子 、菱角 。 这表明 ,当时人们以渔猎和采集为主 。 而铁 和石磨棒 、石斧的出现 ,说明原始农业已经出现 。 但由于其数量较少 ,我们推测 ,农业在当时的经济领域应当处于辅助地位 。

早期鲜卑保持有游牧民族的习俗特性。因为鲜卑同乌桓同源，又受到匈奴奴役，所以习俗与乌桓、匈奴类似。

《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燕毕，然后配合。又禽兽异于中国者，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俗谓之角端弓者。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

其社会组织为邑落组织，分为部、邑、落，由小到大组成。

后期鲜卑由于同汉族接触加深，渐渐汉化，其生活习性逐渐向汉族靠拢。

早期鲜卑族由于风俗习惯、经济活动和地理环境等原因，长期保持着一种原始状态，所以在其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萨满崇拜气息比较浓厚。萨满教是中国北方蒙古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万物有灵性的基础上的原始多神信仰。在这种崇拜下，对于自然、图腾、祖先各鬼神的信奉都能够涵纳在它的宗教活动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各种知识的极度匮乏，人们击鼓完全处于自然力量的支配之下，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都能够对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也容易使人产生敬畏感和神秘感。

后来，随着鲜卑族的不断南迁，并且日益深入中原腹地之后，同汉族的杂居和交流加深，加之高僧大德不遗余力的弘传，以及统治者的推动，在宗教信仰方面，佛教和道教日益成为鲜卑宗教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萨满教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据史书记载，慕容部是最早接触佛教的鲜卑部落。342年，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后，出现两龙相飞的祥瑞景象，“皝大悦…立龙翔佛寺于山上”。这是已知最早建立在东北地区的佛寺，也是慕容部倾心向佛的明证。自此以后，佛教开始在慕容燕内广泛传播，佛教信仰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对于慕容鲜卑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相对于佛教而言，拓跋鲜卑对于道教的接触更早，早在代国的拓跋沙漠汗时期就有了奉道的迹象。北魏建立者拓跋珪对于道教也颇为热衷，天兴年间，拓跋珪设立道教仙牌，煮炼白药。太武帝时，因为出身于奉道世家的司徒崔浩大力推举，道教更是受到了统治者的青 睐。实际上，早在道武帝平定后燕之时，便下令大兴佛法。到明元帝时，佛法开始在拓跋贵族和民间广泛传播，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先后开始修建。但与此同时，萨满影响依然没有完全根除。在当时的重大政治、军事决策中，仍有神巫参与其中；在拓跋鲜卑的祭祀当中，仍有大量的原始色彩；在民间，萨满巫师仍然很受欢迎。

道教、佛教在鲜卑族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是佛教先后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二武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教训；二是在大力举荐者崔浩被杀后，道教便也开始衰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