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世代狩猎游牧，使他们养成了精于骑射，勇敢强悍，崇智、尚武的民族精神。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拓展空间，不断对外发动战争，进行掠夺，战争成为他们谋生计的重要手段。

“有事则以攻占为务，闲暇则以畋鱼为生。”契丹人的军事决策过程，集中表现为由兴兵议合转制化为军事集权制。

隋朝，契丹人“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必合符契。”
唐朝，“若有征发，诸部皆需议合”、“战则同行，猎则别部”。

这说明：
第一，在根据战争需要调动各部族军队时，各部酋帅在一起讨论、商量，达成协议，谓之“议合”。在大贺氏、遥辇氏时代，议事会由联盟长主持。
第二，调动军队必须履行“合符契”的手续。辽代的“符契”为“金鱼符”。据《辽史》记载：“金鱼符七枚，黄金铸，长六寸，各有字号，每鱼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将，使者执右半，大小、长短、字号合同，然后发兵。”“金鱼符”与中原的“虎符”作用相同。分成两半，分别由联盟长和部落军的酋帅掌握。此信物验合后方能生效。这种“议合制”在辽建国前已经成为定制。对所有的部族军都发生约束力。整个过程体现了平等的气氛、民主的机制，至少带有军事民主制的色彩。

辽朝建国后，适应君主集权制度的需要，为了统一调动军队、统一指挥，这种“兴兵议合制”的方式向以皇帝为首的军事集权制转化。皇帝不仅控制行政大权、财政大权、立法和司法权，而且还牢牢地控制了军队，掌握军权。并建立了一系列由皇帝控制的军事机构、制定了一套调动军队的严格手续。所以晋王李存勖不得不承认，契丹军队“法严”，“中国（指中原）所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