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国北方先民普遍信奉的“萨满教”中所提及到的“九十九个天神”。所谓的“九十九个天神”，包括火神、山神、吉雅其神( 动物保护神) 、马神等。当时的人们认为，马是“苍天”派生到人间的“天神”，肩负着人类与“苍天”沟通的使命，是通天的神灵。所以在各种形式的大型祭祀天地的活动中，马及马奶等都将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道具”。

马笼头在人们开始驯养马时就已形成。人们开始驭马驰骋时发现了笼头的局限，因而马嚼子就随之产生了，这翻开了蒙古高原游牧先氏的“马背生涯”的第一页，加速 了人类踏入文明社会的步伐。马镫在马鞍之后出现，据研究，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马镫的民族，随着游牧民族的南北跨域生活和征战，马镫传入欧洲 和我国中原。马镫让马背上的人解放自己的双手，这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它同后来人的火药和枪炮一样，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马称谓和马烙印符号中也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马称谓体现出的蒙古先民对色彩的辩析能力和意识、思维特性和性格特点，马烙印符号反映出原始信仰痕迹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特征，两者呈现了这一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与精神实质的深邃。

驿传这种艰巨的任务，主要是靠马来完成，每个驿站均备有马群，一旦驿传号令或圣旨下来，马便将驿传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准时送到下一个驿站，这是现代全球网络的雏形。

古时的蒙古大汗、王公贵族都喜欢围猎，这实际上是蒙古马的竞技表演和准军事演习。凡参加围猎者均要骑一匹精良的蒙古马，马不仅善解主人用意，更懂得围猎的奥秘与要领，同时有着有惊人的记忆和灵活性。在围、赶、追、吓、堵、埋伏等练习中，需要马与主人的卓越配合，否则不仅不能获取猎物，主人还有中枪弹、 箭、布鲁( 打猎工具) 和野兽反扑的危险。实际征战中要想尽情发挥骑士真正的本领，绝不能少了马的智慧和机敏。

蒙古大帝国时期，成吉思汗的旌徽上端三叉剑头下扎结的樱子来自黑白两色骏马的鬃毛，白旌为政权的象征，黑旌为战斗的象征。这种赋于旌徽展示马的力量与精神，是一种典型的马文化的产物。

在蒙古帝国贵由汗时期，欧洲旅行家普兰.卡尔宾曾在其《蒙古史》中，也对屠马殉葬做过较详细的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四川西昌蒙 古族的葬俗中还有“站马仪式”，这种仪式源于过去的殉马仪式。古老的马殉葬仪式源于蒙古先民的马崇拜观念与“万物有灵”的灵魂意识。他们认为同马一起下葬 能把自己带入天堂。

在蒙古族祭敖包和成吉思汗陵四季大祭中，马作为“天神”受到人们倍加推崇。举世瞩目的成吉思汗陵“八白室”，是祭成吉思汗生前供奉物、用品及逝世时灵息的八个类似蒙古包的帐幕( 蒙古语为qomqog) ，其中放置着成吉思汗马鞍，即大汗白色骏马的专用鞍具，被人们祭奉。

成吉思汗陵举行四季大祭时，由专门进行祭祀活动的人们将成吉思汗八骏的转世白色骏马请到陵前，把马鞍具配备整齐供人们进行祭拜。成吉思汗的转世骏马一般在鄂 尔多斯草原自由生活，任何人都不会轻易触碰，更不能乘骑和使用。神马逝后要转世，转世神马的选择非常严格，单就其毛色来说，必须是不含任何杂毛的纯白色。成吉思汗“八白室”中的温都根查干是专门为祭奠成吉思汗生前的神马而营造的，包内祭放着神马的画像--一匹纯白色无瑕的骏马。成吉思汗在世时就有祭祀神马 的仪式，至今历时八百多年。

生活中蒙古人对乘马爱护备至，乘马用具也格外考究，如马鞍上镶嵌金银饰品、镂刻美丽图案的花纹。乘马中分颠马和走马，走马尤其受欢迎、价值连城。走马速度快，跑起来平稳，骑手如同坐轿一般，赶远路更显走马之可贵。如今蒙古马已走出草原走出国门，到众多国家落户。

岩画中最早出现的是尚未驯养的野马。从造型上来看，基本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出了野马的形体，但耳朵、尾巴等明显的超出实际比例，表示出当时人们对马崇拜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早期岩画中人在马(有独马、也有群马)前舞动的场面，均表现出当时人们可望接近野马，人与动物相互沟通的心理愿望。随之出现的牵马、猎马、骑马(无鞍具马)、 牧马等岩画，反映出蒙古先民驯马养马的一段历史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岩画中出现的一批抽象的、怪异的马形象，是当时人们对马崇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譬 如：以马身为主体，把蹄画为爪，身上画有圈状斑纹；身为马，头似犀牛，身长、尾脚短的马等。通过这些变异形象的画面，我们自然将其同红山文化中的“马首 龙”和鄂尔多斯青铜文化中的“飞马”等进行比较。

此外，在内蒙古和邻近省区发现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的古墓壁画中，马的形象无处不有。它同上述岩画、青铜艺术一样，反映出不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民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审美追求等诸多方面。

当人马整合形象频频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也意味着当时人们对马的崇拜已超越了单纯盲目的自然崇拜状态，上升到了社会层面，赋于马新的社会功能与意义。史诗《江格尔》集中体现了当时游牧民的这种思想理念：“如同离弦的箭一样快／像火花似的闪耀忾势磅礴／像万马奔腾／像万牛怒吼／让那公牛和大象吓得心惊胆战/ 人们一看那漫天红尘就可知道阿兰扎尔神驹来临。”英雄的战马是集兽、神和人于一体的艺术形象，它们不但同英雄一样勇敢、坚强，具有高超的智慧，而且在关键时刻，往往成为英雄的救世主和启迪者，成为最后战胜恶魔的决定因素。英雄与马从来就是以整合形象来体现的。英雄没有其坐骏，不成英雄，史诗中缺少了马形象，就不成史诗。只有将英雄与马以整合形象去研究史诗，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其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部族从联盟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与国家时，人们对马的观念上升为文化层面的认识。十三世纪反映蒙古民族生活的巨著《蒙古秘史》中，马的表现形式同史诗《江格尔》大相径庭，作品中人马整合形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将马作为一种抽象的精神载体。具体的说，《蒙古秘史》中被誉为成吉思汗四骏的四位英雄：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是当时人们将马崇拜的思维定势和审美意识，通过实际的英雄人物来加以体现的一种佐证。

在蒙古民间还有许多故事流传，体现马通人性，对主人竭尽忠诚，有忘我的情感，遇事主动承担风险。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在蒙古族中间家喻户晓。诗中的两匹骏马在参加成吉思汗围猎中能力出众，但这辉煌的业绩没有得到主人应有的赞扬，因而两匹骏马离主出走。在途中，两匹骏马对未来显现出不同的意向：一个倔强自信、桀骜不驯，追求自由；一个愿意忍受役使，陪伴主人。最终在“君恩”的感召下重回马群，受到成吉思汗的欢迎和封奖。这一寓言诗将两匹骏马人格化，反映出蒙古人与马的信任关系和笃实的心态，也反映出马形象从具象的自然层面和社会层面，趋于抽象的文化层面的转变。

来源：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后台留言联系小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