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在鄂尔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它源于陕西西北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然后从八吐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在地层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上，冲刷出一条宽阔幽深的“U”字形河谷。

这条河流就被称为萨拉乌苏河。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就是在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的发祥地。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发现并且发掘了这个文化遗址。其中有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ordos tooth”。

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将其译作河套人，并称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河套文化。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考古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相继又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

此后我国考古学家又多次亲临实地考察，发掘出的大量文物。

考古、挖掘、文物证明，早在35000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生活着。而河套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现在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经过对地质、动物化石和石器的综合分析研究，萨拉乌苏文化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主要在乌审旗的大沟湾村和滴哨沟湾村。

在大沟湾村发现了一处灰烬遗迹，遗迹呈椭圆形，长宽约为1~2米，灰烬中部下陷，呈一盆底形洼坑。洼坑附近发现了三十多块破碎的动物烧骨，由此可见这是人类举火烧食野兽之处。

同时在大沟湾村还采集到一、二百件石器，这些石器器形比较小，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

尤以圆头刮削器、小雕刻器和楔形石核较为典型。这些石器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有严格区别，但遗址中发现了柱状石核，说明有细石器的存在。

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与比他早的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以及比他略晚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的石器，有许多方面的相同之处。说明他们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也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内地有密切的关系。

河套人化石共出土23件，它们包括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滴哨沟湾村采集到的一段残右顶骨、一段左股骨；
1960年在乌审旗大沟湾村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
1978--1980年，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19件化石，其中出自晚更新世原生地层的有6件；还有1922年发现的幼童门齿化石。

通过对河套人化石的热释光最新研究表明，河套人生活在距今7万年到10万年左右。他们基本特征已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了一些原始性，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颌骨粗壮，股骨臂较厚，髓腔较小，这些原始性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根据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来看，它与现代的蒙古人种（黄种人）相近。

在萨拉乌苏河河畔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许多哺乳动物化石残片，如犀牛头骨和牙齿化石、原始牛马肋骨化石、象骨象牙化石，另外还有很多动物腿骨化石残片等。

依据动物化石记录，萨拉乌苏组动物群主要有：

1 纳玛古菱齿象--这是一类身体巨大，门齿略有弯曲的古象，与现代象相似，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门齿化石长达2.4~3米左右。

2 披毛犀--体外披长毛的犀牛，这类化石在鄂尔多斯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最多且分布较广，本世纪20年代在萨拉乌苏河曾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

3 河套大角鹿--这种鹿个体高大，身躯粗壮，最特殊的是鹿角眉枝扩展，呈扁平扇状，几乎与头骨垂直，主枝为开阔的掌状而高耸于眉枝之上。这在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4 王氏水牛--它是为了纪念发现者蒙古族农民王顺而命名的，这种水牛牛角较为独特，横切面呈三角形。

5 诺氏驼--这种驼比现代驼头骨粗壮，个体高大，它是萨拉乌苏动物群中特有的古动物之一。

6 鬣狗与老虎--在食肉类中，这类化石发现最多，在萨拉乌苏河的杨四湾一带，发现了一具第四纪虎化石中稀有的虎的后半身骨架。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至少有45种以上，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

这些萨拉乌苏文化遗物和共存的动物群表明，萨拉乌苏河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淡水湖，那里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群的动物活跃其间。

生活在河湖两岸的河套人就是在这样水草丰茂的地方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