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蒙古族的数量为650万，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人数为422万，是我国的第九大少数民族，同各族人民一样，蒙古族人口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出现了显著增长。

但在此之前，蒙古族的人口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长期停滞甚至是倒退的现象。清朝初年，各部统计的蒙古族人口约为216万人，到了清末，仅剩下171万人。要知道，同一阶段的中原地区是一个人口急速增长的时代，同时期蒙古高原上却出现了人口下降的趋势。

藏传佛教在蒙古高原上有着悠久的传播历史，早在13世纪中叶，蒙古人就开始接触到了藏传佛教，虽然在皇室和上层社会广泛流传，但还是没有彻底改变蒙古族整体的萨满教信仰。明朝中后期的俺答汗时期，被称作黄教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地区第二次大范围传播。与第一次仅在贵族间传播不同，这一次的传播范围很大，且无死角。藏传佛教自此成为唯一的合法宗教，传统的萨满教反成为了非法宗教。

到了清朝，藏传佛教得到了清廷的重视，在于蒙古王宫们打交道时，藏传佛教成为了重要的联系载体，承德及口外各地大兴土木，宗教寺庙随处可见，乾隆皇帝认为“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因其教不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

到了清朝中叶，蒙古地区的喇嘛数量多达二十五万，在光绪时期的单是活佛数量更是达到了243人，喇嘛数量占到了蒙古成年男性人口总数的40%到50%，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更是超过了60%，内蒙古地区的佛寺数量超过了800座，平均每个旗达到了20座，个别的旗甚至有60座。如此庞大的喇嘛群体，不仅不利于民族群体的正常婚配，还严重挤占了劳动力，给中下层的蒙古牧民平添了很多负担。

除了社会宗教因素外，经济因素也是制约蒙古族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游牧这种低产出的的生活方式虽有松动，但还是占了相当一部分的比重。相对较冷的气候，也让蒙古地区这一阶段的牧业经济更为脆弱。

由于上文提到的喇嘛阶层享有较高的生活保障，平均下来每年至少二三十两白银进账，和当时要上战场搏杀的八旗兵基本上一个收入水平。供养这样一批数量庞大的高收入群体，给蒙古本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统计，每年蒙古地区都需要为供养喇嘛支付整整1250万两白银，平均每户牧民每年都要承担8两左右的白银。

与中下层蒙古牧民的拮据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蒙古地区的喇嘛有清一代不断举行大规模进藏熬茶活动。出于虔诚的信仰，最奢侈的一次进藏活动，消耗的物资总计折合1.08万匹战马，534万只羊，54万担小米，这种进藏熬茶运动无疑将蒙古高原地区的大量的财富输送到了西藏地区，造成了蒙古本地区的物资缺乏。例如察哈尔地区在康熙年间有牲畜300万，到了清末仅剩下39万，整整缩水了十分之九。

喇嘛教虽然十分兴盛，但是清朝中后期的高级僧侣并没有把蒙古变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反而越发的世俗化，在生活习惯上与世俗人家愈发接近，更像是利用宗教特权成为的权贵阶层。为了扩大喇嘛教的政治影响，提高喇嘛教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清政府授予蒙古地区喇嘛教一些首领人物与世俗封建主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力和地位。设置喇嘛旗，确认其封建特权。理藩院规定:“喇嘛之辖众者，令治其事如札萨克”。例如哲布尊丹巴活佛，其生活水平要远高于当地的驻军长官。如此悬殊的贫富差距，预示着社会矛盾的激化。

在早期的清朝历史中，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和蒙古各部之间的关系，但到了清朝末年，随着蒙古族的衰落，对清朝不再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也就开始遭遇了清政府前所未有的冷落，礼遇规格一降再降。蒙古族民众在极度贫困的环境里，产生了抑佛排佛的共识。

蒙古地区的宗教信仰程度自此不可逆转的出现了淡化，内蒙地区的佛寺减少至600座，喇嘛减少到10万左右，到了20世纪30年代，更是一度减少到300座，喇嘛8万人，原来有几十名喇嘛的大寺院，多剩几个扫地僧。

随着近代新思想的传入，蒙古各阶级都兴起了维新革新的思潮，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908年的《喇嘛教的害处及废除的方法》等一系列反对喇嘛教的运动，在喇嘛教内部面对风起云涌的形势，也有了改革的声音。

苦不堪言的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出现了动摇，能歌善舞的蒙古族民众中传唱起很多对喇嘛活佛嘲讽的歌曲，民间流传的谚语也渐有无神主义的思想，此外，内蒙古地区的“走西口”移民和农业化趋势，也对喇嘛教思想产生了冲击。推行的新式教育，开设的本地新式学堂里，也将传统的宗教视为落后和保守之源。

内蒙古地区近现代喇嘛教的淡化，与古代中原地区的“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在宗教势力威胁到世俗统治，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之下出现的，背后往往都反映着尖锐的社会矛盾，长城内外，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