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很早就习惯饮茶，并视饮茶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茶叶成为南北经济贸易往来中的一项重要物品。

清代，专门作草地买卖的私人商号中，出现了专门经营茶叶批发业务的茶庄。在各茶庄中，以大盛魁系统的大玉川、巨盛川为规模最大，而经营又以大玉川为最著。

“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

大玉川为祁县商人所创，初建时大盛魁力曾出本银十万两，另设浮存银流动金十万两，以此推断，大玉川大约建于乾隆中期以后，大玉川总号设祁县城，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旧城、张家口、多伦、恰克图、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等地设庄口分号，在汉口、北京、太原、西安、兰州等地设栈。它所经营的茶叶，运销今陕、甘、宁、山西、内蒙古、青海、新疆及蒙古和苏联中亚、西伯利亚地区。

因它所制砖茶印有三玉川字样，所以归化，张家口、多伦的庄号又叫三玉川，在采茶地也叫三玉川。一九三零年前，大玉川几乎垄断了中国北部，西北部及其境外的茶叶贸易，一九一二至一九二二年间，它每年运销的砖茶至少在二百万斤以上。大玉川的黄金时代在清时期，那时的运销量当更大。

象大玉川一类的茶庄，它所经销的茶叶，并不是由南方各省的茶厅购得，而是由采茶地直接采制，它们在产茶区有自己的茶山，直接与茶户挂钩，先放贷款予茶户，然后按时价收购青茶，就地加工，因而也有自己的茶厂。

大玉川采制砖茶的地方有三处湖北蒲沂县羊楼洞蒲沂与湖南临湘交界的羊楼司临湘聂家市。这三处的茶山完全为它所控制，采摘的茶叶按它的规格、要求就地加工，归它经销。

大玉川每年在羊楼洞制作三、四千箱三九茶每块三斤半重，一、二千箱二四茶每块五斤半在羊楼司、聂家市制作三九、二七、三六茶每块三斤半六至八千箱不等。所谓三九、三六、二七、二四，全是砖茶，系指装箱的块数而言，之所以有区别，则主要因路程及运输工具而定，当然也有质量上的差别，如三九、二四茶质最好，三六、二七茶次之。

茶质不同，茶叶的销路也就不同，三九茶主要运销前、后营即鸟里雅苏台及科布多二七茶由张家口转销库伦三六茶由恰克图转销俄商一几叫茶销内蒙一古西部地区及青海。

此外，上述几种茶也在陕、甘、宁、山西沿长城一带地区销告，但数显下多。

平汉路通车前，大玉川的砖茶主要由汉口经陕、甘或陕西、山西起旱，运至归化，山此发往价边，全部是骆驼驮运。平汉路通车后，一部分经铁路运至北京，转驼运至张家，消后路庄前、后营、库伦的货由此发出，行销西路的货运至归化（今呼和浩特），转发各地。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康熙后与绥远城并称归绥，设归绥道是大玉川的最大庄口，实际上它的总号设归化（今呼和浩特），祁县的总公只处挂个名而已，全部业务儿乎都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大玉川在这里设有庞大的机构，各项业务人员通常总在一百人左右，还不包括它所雇用的伙计及商队。它设在今呼和浩特市腻旦街的一个茶厅即栈房，光修补运到砖茶的茶匠就有二十余人。其它如张家口、前后营、库伦等都是大庄口。

大玉川每年还在湖南南部委托茶行购制红梅茶、米心茶、千两茶等红茶，红梅茶多半在汉口卖给俄国洋行米心茶是把红茶末压制成块状，又称米砖子，运往归化，主要卖给跑折疆的行商千两茶又叫贡尖茶，将红茶压制成径约五寸，长约五尺的筒状，侮筒六十二斤一半旧制一千两，因叮称千两茶，这种茶主要运销长城附近地区，少部分销草地。

还有一种帽盒篓子茶，将二十五斤老叶装入竹篓，两篓相对形似当时的礼帽盒子，故名。这种茶梗多叶少，墓本上除运费外无代价，多伦附近的牧民因它价廉，需要这种茶，每年还制若干，行们多伦。

经销砖茶是十分赢利的买卖。大玉川的砖茶在茶价稳定之年，一箱二四茶有二两银的利润，三九、三六茶利润更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第二年，一箱茶利润竟高至七两银。大玉川四年一开账，它拥有股分约二十个左右，每股能开三、四千两银的红利，每年仅红利一项收入即达二万两银左右。象大玉川这样的商号，比较重视积累资金，仅将纯收入的一小部分用来分红，余铃转为固定资产，因而它每年纯收入远远超过二万两银。

清代乃至民国初期，南北方经济贸易中，砖茶是主要物品之一，它在贸易总额中与布帛相等。随着大量砖茶源源不断投放于牧业经济市场上，致使许多地区以砖茶作为马匹、牛、羊的计值标准，如同明代以布帛计马价。而砖茶的价格又是由茶庄单方面稳定，于是茶庄控制了牲畜价俗。大玉川之所以获厚利，奥秘就在于此。牧民为了得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茶叶，付出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原价包括运输费用的代价，以成群的马匹、牛、羊，大量的皮毛、药材及自银，换取大玉川的砖茶。

大玉川及其它茶庄每年将数百万斤茶叶运销草原的各个角落，客观起到沟通南北经济贸易的作用，使畜牧业产地与茶叶产地直接联系起来，促进了南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我国近代各民族间贸易史上，茶庄及其经营的茶叶贸易应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