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启发农民并开展农民运动。地处塞外的内蒙古地区也在这股清新的空气中，萌动了革命的新芽。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7名蒙汉青年学生到广州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

在那里，他们接受了军事训练，到农民运动形势已成高涨的韶州、海丰实地考察，还听了毛泽东、萧楚女、周恩来、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讲授的以农民运动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学习期满后，内蒙古学员返回家乡，积极开展了农民运动。

1926年，在中共绥远地委领导下，国共两党联合成立了绥远省农民协会，会长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李正乐担任，总干事由国民党左派人士李致方担任，共青团员杨植霖担任秘书。农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当时，有十几万晋绥军驻守在绥远。晋系军阀控制着整个绥远地区。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商震为了维持部队庞大的需用给养和军饷开支，想方设法搜刮民财。商震在归绥等6个县设立了地亩清丈局。清丈地亩，查出瞒报的土地，重新发放地照，通过换发新的地照来增加收入。此外，还放垦夹荒余荒。他还废除了民国成立以来在归绥实行了15年的禁烟令，成立了“善后局”，通过设卡征收鸦片贩运过境烟税、吸食鸦片者的烟灯税和扣发“善后流通券”来增加收入。老百姓过春节前夕，宰杀牛、羊、猪、鸡等禽畜，一律征收“割头捐”。这些举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反清丈暴动和殴打收税官的事件不断发生。

192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绥远省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对豪绅恶霸、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史称“孤魂滩事件”。

孤魂滩，位于归绥市南郊，清朝曾经是一个处决犯人的刑场，后来城里一些无依无靠流浪乞讨者的尸体大都埋在这里，因而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孤魂滩。

3月27日，国共两党党员和归绥工会、农会的负责人开会决定，第二天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并连夜用“鸡毛传贴”的方式，秘密联系了周围的群众。为了避免引起晋绥军和警察局的注意，集合地点选在城外的孤魂滩。第二天清晨，参加集会的蒙汉农民、城里的市民、工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孤魂滩。

大家手执各色小旗，肩扛铁锹、锄头、扁担、木棍等护身工具。会场中央用一块白布做了横幅，上面用黑笔写着“绥远难民大会”几个醒目的大字，横幅下是供群众代表发表演讲的土台子。国民党左派人士、绥远特别区农民协会会长李正乐担任群众大会主席，中共绥远地委派路作霖担任副主席，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杨曙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归绥城里的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也轮流上台演讲，纷纷控诉军阀的恶行，揭露贪官的劣迹。

随着演讲的深入，人们高呼起口号，群情激昂。后来6000多名群众潮水般涌进了城里。大家愤怒声讨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冲进旧城，捣毁了旧城财神庙街的“归绥县地亩清丈局”，烧毁清丈文书，砸烂清丈局的牌子和办公设施。然后冲进归绥县政府，捣毁了县知事冯延铸的官邸，包围了大北街的财政厅、政务厅和教育厅。

中午，游行队伍在旧城北门集合后，又一起涌向了新城，向绥远都统府请愿。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市民们夹道欢迎，拍手称快。绥远特别行政区都统商震命令关闭新城城门，架起机枪，恐吓游行群众离开。游行队伍高呼口号，不肯离开。双方对峙到天黑，游行群众逐渐散去。

次日，游行队伍仍然到新城西门外重新聚集，再次高呼口号要求进城请愿。本以为事态已经平息的商震大为震惊，迫于形势，他同意各界群众选派少数代表进城。可是狡猾的商震又一直故意推诿，不肯与代表们正式见面商谈，城外的示威群众口号声不断，斗争一直持续到深夜。最后，商震迫于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答应了代表们提出的取消清丈局、免去土地执照费等6项要求，并送代表们安全出城。

这一事件当时轰动了全国，4月7日，北京《晨报》以“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为标题，以“反对丈量余荒夹荒，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为副题，报道了“孤魂滩事件”。报道说：“绥远今以丈量余荒，积成民变。 3 月28日晨，有市民五六千人，在归化城南之孤魂滩聚集示威，并散发传单。大致谓辛亥革命成功，不过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新招牌，所有专制时的腐朽遗物与帝国主义的思想，完全留着云云。”整个事件的报道反映了“孤魂滩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孤魂滩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蒙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反军阀反贪官污吏的一曲胜利凯歌，是当时少数民族地区规模最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一次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