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从事游牧的蒙古族人，逐水草而栖，需要这样一种拆装简便，又具有保暖功能的建筑常伴身边，是一种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化出的古朴智慧。

而随着草原文化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传播，蒙古包与蒙古族也在外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联系，成为了塞外人文风光最好的载体。

蒙古高原降雨量少而不均，水源不稳定，气候变化剧烈，土地资源利用尤为困难。要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有效利用资源，可将杂草高效转换为蛋白质的牛羊就成了最好的中介。

但牛羊身被皮毛，可以随时露天而居，人类却很难忍受这样的居住条件。蒙古包就是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产物，在经历了众多高原游牧民族的传承和发扬之后，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

“蒙古包” 这一名称源自满语的“蒙古博”，意为蒙古人的帐幕。它的原型，是古代蒙古人的伞形帐幕，至今有上千年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史书中被称作“穹庐”。

蒙古包结构非常简单，主要是由门，天窗，网状支架，毛毡和系绳组成，这都是在高原上可以方便找到的建筑材料，与汉地需要砖瓦等复杂的专业烧制品的选材方式完全不同。

蒙古包的组装和拆迁也非常方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随时准备搭建。无论是历史上的行宫陵寝还是牧民居住的普通蒙古包，虽然规模和形式上有些许差别，但基本构思是一样的。

制作蒙古包时，牧民首先选一个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画一个圆形，并沿着这个圈将可以伸缩的网状支架树立起来，将包门朝东，并把架固定好。

网状支架在蒙古语里叫作“哈那”，它由多根规格统一的红柳木条相互交叉并用系绳连接固定而成，质地轻而坚韧，不易走形，打眼不裂，是最适合蒙古包建造的框架木材。

蒙古包的大小也由作为骨架的“哈那”的个数而定，高度则随着“哈那”的伸缩程度而变动。可变的直径和宽度，为蒙古包提供了多种气候中的适应性，让风吹雨打雪刮都不能撼动蒙古人心爱的家。

比如夏季多雨时，牧民会将蒙古包调整得略微高一些，增加透气性，刮大风时则要调低一些，减小受风面积。

在固定好支架之后，则要立起天窗，并用一根根粗细长度统一的木条将天窗与“哈那”连接起来。

天窗是蒙古包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用于蒙古包的采光和通风，蒙古语中称其为“陶脑”，蒙古人烧茶煮饭形成的袅袅炊烟也是从“陶脑”中穿过，升上天空的。

而固定“陶脑”的木架在蒙古语中被称作“乌尼”，固定时先将“乌尼”的上端略微削尖，插进事先打好窟窿的“陶脑”，另一端也要打孔串上系绳与“哈那”固定起来，使这三个部分成为一个紧密相连整体。绳子仿佛建筑物的血脉，串联所有固定结构，为整个蒙古包的稳定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置毛毡了。毛毡用羊毛按照包架的形状和大小制成，分为顶毡、盖毡、围毡和地毡四个部分。蒙古包先置顶毡，后放围毡，再用若干大绳压系。地上还有两至三层。

盖毡则呈方形，置于蒙古包最顶端，用以盖住“陶脑”，其四角用绳固定，与“哈那”连接在一起，在白天掀起，以便采光和通气，晚上则盖上。

蒙古包顶的盖毡常常绘有一种用蓝布刺绣绣制的蒙古族传统祥云图案，而顶毡多用吉祥线或犄角纹图样来装饰，围毡则一般用回纹图式装饰。

蒙古包的门也是一个重要的装饰部位，包门一般绘制对称的云纹或寿字纹样，有的还会挂上刺绣门帘。

如此劳动之后，一个蒙古包就站在了苍茫草原上，接下来主人就要对这座小房子进行装饰了。

蒙古包的西北角，也就是与包门相对的位置是专门用于祭祀的神位，通常安放佛箱，佛龛和成吉思汗像。包里东半边是男人的席位，放置马鞍、马鞭、猎物与摔跤服等物品；而西半边是女人的席位，放置胭脂、头饰、饮食和餐具等物品，这些放置习惯跟男女劳动的分工有关。

蒙古包被设计成圆形是不无道理的，其圆润柔和的外形不仅能够减少风沙的阻力，而且还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建筑材料来提供更大的居住空间。

冬季严寒时，可以加厚蒙古包的包顶和包壁的毛毡，从而起到较好的御寒功效。蒙古包设有门槛，用于防止寒气侵入和大雪堆积。而炎炎夏季，则可以打开顶毡和围毡进行散热，由此来看，蒙古包可谓是“冬暖夏凉”的好住处了。

而到了搬迁时，人们只需解开各个驼绳，各个部位就会解体。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叠和归位，蒙古包就从草原上消失了，变成了可以快速转运的零件。此时“哈那”可作牛车的车板， 其他部分可放在“哈那”上方并用系绳捆牢，只需一辆牛车就可以将整个蒙古包拉走，十分便利。

草原上的蒙古包洁白如玉，常常被诗人形容为洒在碧绿平原上的一颗珍珠，这与蒙古族崇尚白色有关，蒙古人“以白色为伊始”，因为雪白的羊群是蒙古族生活的主要依靠，而奶食品养育了世世代代的蒙古人，这都是白色带来的祥瑞。

蒙古包独特的制作技艺，体现了蒙古民族的审美观与高超的技能。蒙古包有着不可替代的观赏价值，同时具有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

我们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传统建筑上就可以了解到生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作为传承人的我们，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时刻铭记自己的传统文化。